寫了兩三則關於投稿的blog,最近終於可以放下編委會工作,我抱著學習的心態初次參與,現在終於告一段落。最近收到一位學界先進的信,認為這一期的《台灣社會學刊》只出四篇論文,過於嚴格,認為越有創意的論文越不容易討好,不要用太過嚴苛的標準窒息了學界的生機。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收到類似的批評意見,也常在想這件事,不過集思廣益之前,先聽我給點實態說明,比較不會一直在原地踏步老講一樣的東西。
此外,從之前blogs所收到的回應,我也發現仍有人並不清楚台灣學術期刊的操作細節(以我親身經歷的經驗為基礎,當然),這些都會讓社群的內在自我批判沒有辦法更為深入對焦,很可惜。我想就來走點鋼索,談點觀察經驗,讓各種批評反省可以多點具體線索。我想最起碼可以提供些更具體的想像,或許可以減少點投稿中不必要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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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倉促寫成要交給期刊的「幕後告白」草稿,最後的版本可能會經過些刪減,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究竟寫這種「告白」恰不恰當?總之,放在這裡供參考。
這篇論文對我而言既是個新的起點,也是個段落的終點。1996年完成博士論文《Embedded
Competitiveness》時,並沒有發展理論的念頭。博士論文處理的是國際運動鞋產業的採購/供應網絡,兩年多在東亞區域的許多「地方」穿梭,進
行跨界的田野調查(trans-border field
work),最強烈的感受便是那種無形中將價值鍊上眾多跨越國界的經濟人捆綁在一起的場域動態。我選擇一個現實上最符合對立理論(抽象價格市場)的產業個案
(most likely
case)來進行社會學研究,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層次上質疑主流經濟學,同時也打破社會學者根深蒂固的訓練直覺(trained intuition)。現在想來,雖然經過這些年來的研究累積,如今提出TBIF竟有種回到十年前「原點」的感覺。
在《隱形的手肘》(invisible elbow)的論文中,我甚至故意提出「社會學式謬誤」(sociologistic
fallacy)來刺激思考。但結果證明,盡管指導教授的GCC概念常被引用,打破在地框架的分析觀點仍舊很難傳遞給學界。大部份的社會學者仍習慣於將
「全球市場」讓給經濟學,後來我稱之為一種分割學術領土的「合謀」;而經濟社會學的盛行也沒有讓我們把台灣研究推到全球層次理論與現實挑戰的風暴中心,
「社會鑲嵌」始終留步在「國境之內」。這讓我回想起在Duke求學時跟指導教授的許多爭議,也越來越肯定我當時對GCC根本侷限的質疑。我需要一個「容易
溝通但不容易妥協」的概念,經過十年的摸索,我終於在TBIF理論上找到思考與溝通的新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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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之後》的論文終於被接受發表,下個月初應該就會出版,感謝所有在網路上、網路下給予建言與鼓勵的朋友們,希望可以跟你們分享這份快樂。還有順便一提,我終於離開《台灣社會學刊》的編輯位置,退休了!很高興終於可以多一個發表的管道。
《台灣社會學》建立了新的慣例,要求作者寫作所謂「幕後告白」,與論文一併刊登。我最初聽到這個建議,首次閱讀這些告白時,一方面對於該刊物願意尋求創新,感到興奮。但另一方面,又老覺得有點不妥。我經常有種念頭,覺得作品與作者在發表上應該要分開,就像讀一篇小說、看一部電影時,作者與導演老是在旁邊嘮叨一樣,很不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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